2025年8月，國務院正式印發《關于深入實施 “人工智能 +” 行動的意見》，標志著我國人工智能發展進入戰略加速期。這一政策與地方層面的配套措施形成合力，構建起多層次、全方位的人工智能政策體系，為產業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保障。本文將結合我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現狀，從國家政策頂層設計、地方特色實踐、政策實施成效及挑戰等方面，對我國人工智能產業政策環境進行全面分析。

國家層面政策：頂層設計構建發展藍圖

國務院發布的 “人工智能 +” 行動意見確立了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的總體框架和階段性目標，展現了國家推動人工智能與經濟社會深度融合的戰略決心。政策明確提出了 “三步走” 發展目標：到 2027 年，率先實現人工智能與 6 大重點領域廣泛深度融合，新一代智能終端、智能體等應用普及率超 70%；到 2030 年，應用普及率超 90%，智能經濟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；到 2035 年，全面步入智能經濟和智能社會發展新階段。這一目標體系為產業發展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指引。

在重點行動領域方面，國家政策構建了 “人工智能 +” 的全方位發展格局。在科技創新領域，政策強調加速科學發現進程和技術研發模式創新，推動人工智能與生物制造、量子科技、6G 等領域技術協同創新。產業發展領域，政策著力培育智能原生新模式，推進工業全要素智能化，加快農業數智化轉型，創新服務業發展模式。消費提質領域，政策鼓勵拓展智能服務新場景，培育智能產品新業態，推動智能終端 “萬物智聯”。民生福祉領域，政策聚焦創造智能工作方式、推行智能學習方式、打造品質生活。治理能力領域，政策致力于開創社會治理人機共生新圖景，打造安全治理多元共治新格局。

國家政策的突出特點是堅持場景驅動和應用導向，充分發揮我國數據資源豐富、產業體系完備、應用場景廣闊的優勢。政策強調以科技、產業、消費、民生、治理、全球合作等領域為重點，推動形成以創新帶應用、以應用促創新的良性循環，體現了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的獨特路徑選擇。

地方政策實踐：因地制宜形成區域特色

在國家政策框架指引下，各地結合自身產業基礎和資源稟賦，出臺了各具特色的人工智能政策，形成了區域差異化發展格局。北京、上海、廣東、江蘇、四川等省市率先行動，通過 “真金白銀” 的支持政策和創新舉措，推動人工智能產業高質量發展。

北京市經開區發布政策提出，到 2026 年建成人工智能算力 10000PFlops，每年發放 1 億元算力券和 1 億元模型券，重點圍繞自動駕駛、AI + 新藥研發、人形機器人、智慧金融等領域進行技術攻關。上海推出 “算力浦江” 智算行動實施方案，提出到 2025 年底智能算力規模超過 30EFlops，通過 “算力券” 等激勵機制引導智能算力集約化調度。廣東省構建了完善的政策支撐體系，2023 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超過 1800 億元，布局建設 11 個省級人工智能產業園，形成以廣州、深圳為主引擎，珠三角為核心的發展格局。

江蘇省在人工智能賦能新型工業化方面走在前列，在工信部公布的 151 項人工智能賦能新型工業化典型應用案例中，江蘇省有 10 個案例入選，展現了該地區在智能化轉型中的 “先行者” 地位。四川省將人工智能作為 “一號創新工程”，2024 年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增長 20% 以上，預計到 2027 年核心產業規模將達到 2000 億元以上。成都市構建起市、區兩級聯動的政策體系，政策資金總規模超 10 億元，2024 年實現核心產業規模和企業總數 “雙千突破”，近三年平均增長率達 32.5%。

地方政策創新呈現出三大特點：一是強化算力要素供給，多地通過發放算力券降低企業成本，如成都每年發放不超過 1 億元算力券，最高可抵扣 60% 的算力購買費用；二是鼓勵場景應用創新，通過標桿場景獎勵、應用補貼等方式推動技術落地；三是優化產業生態，在人才培養、資金支持、品牌塑造等方面形成政策合力，為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營造良好環境。

產業發展現狀與政策環境互動

我國人工智能產業在政策推動下呈現蓬勃發展態勢，形成了覆蓋基礎層、框架層、模型層、應用層的完整產業體系。2024 年我國人工智能產業規模突破 7000 億元，連續多年保持 20% 以上增長率，展現出強勁的發展動能。截至 2025 年上半年，我國大模型備案總量達 439 款，覆蓋醫療健康、農業、教育、智能制造、金融科技等 30 余個行業，有力推動了人工智能創新和應用生態成熟。

在應用落地方面，人工智能技術正從數字智能領域向實體經濟深度滲透。醫療領域，智能醫生助理項目覆蓋全國 30 個省、377 個區縣、3 萬家基層醫療機構、1 億居民；農業領域，智慧農業平臺項目覆蓋 31 省市 2 千多縣農民 1500 萬人，累計服務 60 億次。工業領域，人工智能在設計、生產、服務等全環節的應用不斷深化，推動制造業從資源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。三大運營商利用自身優勢推動大模型在垂直行業的應用，中國電信基于星辰大模型打造 80 多個行業大模型及 20 個行業智能體，中國移動九天系列大模型深入 10 + 行業，中國聯通元景大模型形成 35 個行業大模型和 100 個標桿案例。

政策環境與產業發展形成了良好互動。國家層面的 “人工智能 +” 行動為產業發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制度保障，地方層面的算力支持、場景開放、人才培養等政策措施解決了企業實際困難。部省協同機制進一步強化了政策效果，工信部聯合財政部設立的 600 億元人工智能基金加速布局，11 個國家人工智能創新應用先導區推動產業集聚，形成了政策合力。華東地區的實踐表明，政策協同、產創融合和開放賦能的 “組合拳” 能夠有效激活產業發展活力，江蘇 1-4 月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長 8.1%，體現了人工智能賦能下的產業活力提升。

政策環境的成效、挑戰與優化建議

我國人工智能政策環境的成效已初步顯現，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：

一是產業規模持續擴大，核心產業規模從 2023 年的不足 6000 億元增長到 2024 年的 7000 億元以上；

二是創新能力不斷提升，大模型等關鍵技術快速發展，技術體系日趨完善；

三是應用場景不斷豐富，從數字領域向實體經濟全面延伸；

四是產業生態逐步優化，形成了從基礎研究到應用落地的完整鏈條，企業數量快速增長，成都、廣東等地均實現相關企業數量超千家。

同時，政策實施過程中仍面臨諸多挑戰：一是技術應用存在 “兩端快、中間慢” 現象，產業鏈兩端的研發設計和運營服務等環節落地較快，生產制造等中間環節相對較慢；二是深垂直行業領域應用面臨瓶頸，在涉及大量專業知識和數據、確定性要求高的嚴肅場景，大模型賦能仍有技術障礙；三是要素保障仍有不足，高端人才缺口較大，北京市人大代表等業內人士呼吁健全人工智能人才培養模式；四是區域發展不平衡，部分地區存在同質化競爭現象。

優化人工智能政策環境需要從四個方面著力：

一、強化基礎理論與關鍵技術研究支持，突破行業知識整合、人類經驗萃取等瓶頸難題，發展具有可靠推理和規劃能力的大模型；

二、完善要素保障體系，加強人工智能人才培養，建立實訓基地，培養復合型人才，擴大算力資源普惠供給；

三、深化政策協同，加強國家與地方政策聯動，促進區域差異化發展，避免同質化競爭；

四、推動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，重點突破制造業等中間環節應用瓶頸，通過 “人工智能 +” 行動促進產業轉型升級。

我國人工智能產業政策環境已形成國家戰略引領、地方特色實踐、上下聯動協同的基本框架，為產業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。隨著 “人工智能 +” 行動的深入實施，政策體系將不斷完善，推動我國人工智能產業實現從技術追趕到創新引領的跨越，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，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有力支撐。（完）

延伸閱讀：

廣州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試驗區片區發展方向

通用AI產業創新生態系統構建驅動策略研究——基于北京經驗的深度思考

模型與算法：數字經濟時代“算力”轉化為高質量“生產力”的關鍵驅動

原文|《算力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行動計劃》